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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5章 德共党内思想建设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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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75章 德共党内思想建设会议 (第2/2页)

原理。

    我们建立社会主义,不是为了换一批官僚来统治人民,是为了让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又制造出了一批新的官僚,那我们的革命就失败了。”

    “施密特同志,”

    韦格纳的声音缓和下来,

    “你还记得在刚起义时我对战士们说的话吗?”

    “记得。”

    施密特说,

    “您说,我们不是为了夺取权力而战,是为了消灭人压迫人的制度而战。”

    “对。”

    韦格纳望向窗外,

    “现在权力在我们手里了。考验才真正开始——我们能不能用好这个权力?

    能不能在掌权的同时,不被权力腐蚀?能不能建立一个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的制度,而不是用一个新的官僚体系代替旧的?”

    第二天上午的政治局会议,气氛异常凝重。

    韦格纳让施密特首先通报了调查报告的主要发现。

    当听到“三百多例个人崇拜现象”时,会场里出现了低声议论。

    克朗茨第一个发言:

    “我认为同志们是好意。韦格纳主席的领导确实英明,群众表达爱戴之情,这是自然的。我们不必反应过度。”

    “这不是反应过度。”

    卢森堡说,

    “这是原则问题。社会主义政党的领袖应该是集体的代表,而不是凌驾于集体之上的超人。

    个人崇拜会压制党内批评声音,最终会导致决策失误——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李卜克内西补充道:

    “而且我们要问:

    这些个人崇拜的现象,是真的来自群众自发的爱戴,还是某些干部为了讨好上级而刻意组织的?

    根据我和罗莎同志在基层的调研,不少情况属于后者。

    有些地方干部把‘突出领袖’当成政治表态的方式,这本身就是官僚主义的表现。”

    台尔曼从安全角度提出了担忧:

    “个人崇拜容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如果他们想搞破坏,完全可以先拼命鼓吹,把主席捧到神坛上,然后再找机会抹黑。这种手法很常见。”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

    最终,政治局会议通过了韦格纳提出的三项措施。

    会议结束时,韦格纳做了总结发言:

    “同志们,我要说几句重话。”

    会场安静下来。

    “我注意到,最近有些文件、有些讲话,开始出现‘韦格纳主席教导我们’‘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这样的表述。

    今天我正式提出:从今以后,任何正式文件、公开讲话、宣传材料,一律禁止使用这类表述。”

    韦格纳环视会场里的同志们:

    “我不是先知,不是圣人,我也会犯错误。

    “如果把我说的每句话都当成真理,把我做的每个决定都当成样板,那这个党、这个国家就完了。

    因为那意味着我们停止了思考,停止了争论,停止了自我革新。”

    他拿起桌上的《红旗日报》,头版是工业生产的捷报:

    “社会主义不是靠某个人创造的,是靠千百万劳动者的双手创造的。

    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是人民创造的。

    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有些人已经开始忘记了。”

    “从今天起,谁再搞个人崇拜,谁就是违背党的基本原则。

    谁压制批评,谁就是在破坏社会主义民主。

    这话我放在这里,请所有同志监督。”

    散会后,韦格纳独自留在会议室。

    秘书诺依曼走进来,轻声说:

    “主席,刚才的讲话……会不会太严厉了?有些老同志可能会觉得……”

    “觉得没面子?”

    “诺依曼,你知道革命最危险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吗?

    不是敌人围攻的时候,不是经济困难的时候,而是我们开始自我陶醉的时候。

    墨索里尼就是陶醉在‘领袖万岁’的欢呼声中,忘记了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我们必须保持清醒。

    哪怕清醒是痛苦的,哪怕清醒意味着要不断否定自己,不断接受批评。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配得上‘革命者’这个称号。”

    傍晚,《红旗日报》编辑部接到紧急通知。

    总编辑亲自执笔,撰写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党内民主》的社论。

    第二天一早,这份社论出现在全国所有报纸的头版。

    社论的最后一句话,被很多人在后来的岁月里反复引用:

    “一个真正强大的党,不在于它有多少人赞颂领袖,而在于它有多少人敢于批评错误。

    一个真正健康的制度,不在于它产生了多么英明的领导者,而在于它能防止最糟糕的领导者为所欲为。”

    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县城,那位制作了“在韦格纳主席思想指引下”标语的县委书记,连夜组织人拆除了标语。

    在莱茵兰的那家工厂,劳动竞赛的口号改成了“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恩斯河的战俘营,辛格和他的同伴们并不知道柏林发生的这场辩论。

    他们正在学习新的课程——《社会主义民主与集体领导原则》。

    讲课的德国政委特别强调: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神,没有救世主。只有人民。”

    辛格在日记里写下这句话,并在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他还不完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

    但他感觉到,这和他从小到大经历的一切——印度的土王、英国的总督、军队里的长官——都不一样。

    这是一种新的可能。

    一种让人挺直腰杆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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