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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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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佛教】 (第2/2页)

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支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歪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两宋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并使中纪委从信于益州(今四川成都)镂雕大藏经版。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偏安,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们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明清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清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吴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藏传佛教

    藏传佛教,或称藏藏语系佛教(俗称喇嘛教)。10世纪后半期形成。13世纪中开始流传于蒙古地区,至今,蒙古、土、裕固等民族,仍多信奉藏传佛教。

    历史佛教在西藏的发展分“前弘期”和“后弘期”。前者自7世纪至838年朗达玛禁佛约200余年。后者开始之年颇多异说,依仲敦巴之说,当始于978年,至今已达千年。

    前弘期开始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及唐朝文成公主,并为她们带去的佛像分建大昭寺和小昭寺。传说当时曾请印度人俱萨罗、尼泊尔人向达尔及汉人大天寿和尚译出少量经典,但未建立僧伽。据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述,其时唐僧往还印度,多取道吐蕃,有的人还曾受到文尬以主的礼遇。至赤德祖赞时又迎娶唐朝金城公主,修建了不少寺庙,汉地佛教随之传入。同时,因西域动乱及大食东侵,于阗及中亚等地的僧徒也大批流入吐蕃,赤德祖赞都予以收容。他还曾派人至冈底斯山迎请印度密教学者佛密和佛寂,二人辞谢未来。晚年,他又派大臣桑希等四人去汉地取回大量经典并带回汉僧一人。赤德祖赞死后,崇奉本教的贵族大臣掌权,发动第一次禁佛运动,驱逐汉、尼泊尔等地僧徒,拆毁寺庙。至赞普赤松德赞年长亲政,才又兴复佛教。赤松德赞时从印度请来寂护和莲花生,营建桑耶寺,度僧出家,建立僧伽制度,迎请译师翻译经典。还曾召集佛教徒与本教徒乾地辩论以灭本兴佛;又举行汉僧与印僧的辩论以统一信仰。赤松德赞后又历牟尼赞普、赛那累赤德松赞两代,至热巴巾赤祖德赞在位时,请印、藏高僧审定译名,编辑梵藏词汇,校订已译经典,编定三大译经目录。据迦登目录所载,在此以前译出的小乘、大乘、显、密的经、律、论、注共有700多种。他又规定“七户养僧”,任命僧人钵阐布为大相,委以军政大权。最后,反佛大臣谋杀了赤祖德赞,拥立其兄朗达玛嗣位,禁止佛教在吐蕃境内流传。经过此次禁佛运动,至100多年(838~978)后,佛教才从多康地区重新传入西藏,开始了后弘期。

    后弘期藏传佛教正式形成。喇嘛一词,藏语意为“上师”。密教中尊师如佛,以上师居首而倡“四皈依”,有别于前期佛教之“三皈依”。这一时期中藏传佛教的特点,一为大量传译印度波罗王朝时期盛行起来的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典和法门,一为以密教传承为主形成各种教派。传译工作至13世纪初基本结束。200多年中,不仅印度许多显密兼通的高僧到西藏传法译经,西藏也有大量僧人前往印度、尼泊尔学法,以后成为著名的译师。双方有名可考的译师达300余人。这些译籍以后都收入甘珠尔和丹珠尔中。1680年刻成的北京版,甘珠尔有1055部,丹珠尔有3522部,共4577部。1730年刻成的德格版,甘珠尔有1114部,丹珠尔有3559部,共4673部。日本以北京版为主影印的《西藏大藏经》收入甘珠尔1055部,丹珠尔4907部,共5962部。汉藏两种文字的大藏经相较互有短长。汉文大藏经中经藏有四“阿含”、《大涅盘经》、《大集经》等,律藏有《十诵律》、《四分律》、《弥沙塞律》等,论藏有《大智度信纸》、《大毗婆沙论》、《成实论》、《顺正理论》等重要典籍为藏译所无。而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中,译有大量密教无上瑜伽部的经、论、疏释以及中观、因明、声明、医药、历算、工巧等论著为汉译所缺。另外,西藏各派高僧的著述数量也很庞大,但都未入藏藏文大藏经的蒙古文译本,始于元成宗时(1295~1307),至明神宗时(1573~1619)完成甘珠尔的翻译,至清初章嘉呼图克图又完成了丹珠尔的翻译。藏文大藏经的满文译本完成于清乾隆(1736~1795)末年。

    藏传佛教的各派,是在后弘期中逐渐形成的。在前弘期中,只有佛本之争,佛教内部未有不同的派系。后弘期中因传承的不同产生若干教派,较大的有宁玛派、噶当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较小的有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派。本教虽为西藏原有宗教,但在后弘期中渐与佛教融合,其中一部分也成为佛教的一个派别。

    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

    云南傣族等少数民族佛教,属巴利语系,亦即南传的上座部佛教,它和北传的小乘佛教在教义、学说上都有不同的发展而各具特色。中国汉文大藏经中关于北传小乘的经律、论三藏都有比较完备的译本。高僧法显曾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抄写经律,但所携回译出的《杂阿含经》原本是否为巴利语已不可考。南朝齐永明七年(489)译出的《善见律毗婆沙》和梁天监十四年(515)译出的《解脱道论》则出于南传。中国律宗奉行的法藏部《四分律》也和南传同一系统。律宗解释律义即常引《善见律毗婆沙》之说。中国出家尼众的得戒最初也由师子国比丘尼铁萨罗等十余人前来传授。故汉地戒律与南传有很深渊源。在教义方面也有很多共同的内容。在南传三藏中《小部》的《本行藏》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亦,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共,为大乘理论之先河。尤其主张“心性本净,为客尘染”的思想,也符合南天竺一乘宗的“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的初期禅宗根本思想。近代研究发现,达摩的壁观,可能与南传定学从地遍处入手应用地色曼茶罗有关。由此可见,南传巴利语系佛教与汉传大乘佛教具有深厚错综的关系。

    南传巴利语系上座部佛教有史料可征的约在7世纪中由缅甸传入中国云南傣族地区。最初未立塔寺,经典亦只口耳相传。约在11世纪前后,因战事波及,人员逃散,佛教也随之消失。战事平息后,佛教由勐润(今泰国清边一带)经缅甸景栋传西双版纳,并随之传入泰润文书写的佛经。这就是现在傣族地区的润派佛教。此外,另有缅甸摆庄派佛教传入德宏州等地。至南宋景炎二年(1277)傣文创制后始有刻写贝叶经文。明隆庆三年(1569),缅甸金莲公主嫁与第十九代宣慰使刀应勐时,缅甸国王派僧团携三藏典籍及佛像随来传教。最初在景洪地区兴建大批塔寺,不低度缅僧双将佛教传至德宏、耿马、孟连等地,尔后上座部佛教就盛行于这些地区的傣族中。

    经典内容和南传巴利语系三藏相同,但编次稍有差别。三藏典籍有巴利语的傣语译音本及注释本和部分重要经典的傣语译本,还有大量的傣族、布朗族的著述,除经典注释外,还有天文、历算、医药、历史、诗歌、传说及佛经故事等。

    现在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按其名称可分为润、摆庄、多列、左祗四派、又可细分为八个支派。傣族男童达到入学年龄必须出家为僧,在寺院中学习文化知识,接近成年时再还俗。个别被认为优秀的,可继续留寺深造,并按僧阶逐步升为正式僧侣。僧阶大体可分帕(沙弥)、都(比丘)、祜巴(都统长老)、沙密(沙门统长老)、僧伽罗阇(僧王、僧主长老,这一僧阶长期来虚职无人)、帕召祜(阐教长老)、松迪(僧正长老)、松迪阿伽摩尼(大僧正长老)等八级。或在帕之前增帕诺(行童)一级,在都之后增都龙(僧都)一级则为十级。自五级以上晋升十分严格,最后两级在整个西双版纳地区只分别授与傣族和布朗族各一个,成为地区最高宗教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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