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先礼后兵，与复英宗旧事 (第2/2页)
至景泰年间的事，英宗皇帝想要再下西洋，恢复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况。
但朝廷要下西洋，就要造船，就要买物资，就要组织庞大的船队，就要耗费巨量的银子和人力。
而那些银子、物资、人力，从哪里来？
从他们这些沿海的士绅家族手里来。
朝廷要造船，就要征用他们的船坞——他们的船坞是几代人经营下来的，是他们海上贸易的命根子。
船坞被征用了，船就造不出来了；船造不出来了，生意就做不成了；生意做不成了，银子从哪里来？
朝廷要买物资，就要从他们的仓库里调货——他们的仓库里存着丝绸、瓷器、茶叶、铁器，那是准备运到南洋、运到印度、运到波斯去卖的。
被朝廷调走了，拿什么去卖？拿什么去换银子？拿什么养活船队、养活水手、养活一家老小？
朝廷要组织船队，就要征调他们的水手和舵工——他们的水手和舵工是花了多少年、花了多少银子才培养出来的，那是他们海上贸易的核心竞争力。
被朝廷征调走了，谁来给他们开船？谁来给他们导航？谁来给他们卖命？
朝廷要耗费银子，就要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他们的银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一船一船从南洋运回来的，是一笔一笔从生意里赚回来的。
朝廷要拿走，凭什么？
他们不愿意。
于是他们极力鼓动朝中相关大臣劝阻英宗皇帝，说下西洋靡费国帑、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他们说西洋诸国蛮荒之地，无宝可求，无利可图。
他们说永乐年间七下西洋，把国库都掏空了，不能再重蹈覆辙。
他们的劝阻，英宗皇帝不听。
英宗皇帝不但不听，反而把那些劝阻的大臣贬的贬、罚的罚、赶的赶。
朝堂上再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皇帝要下西洋，谁也拦不住。
圣旨已经拟好了，船队已经在准备了，银子已经拨下去了——一切都不可逆转了。
于是，他们就动用了最后的手段。
正统十三年，浙江矿工叶宗留率众起义。
叶宗留本是浙江处州府的一个矿工头目，手下有几百号矿工。
矿工们在深山里挖矿，被官府的矿税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矿工没有用，矿工们只有锄头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叶宗留的起义，很快从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从几千人发展到上万人。
矿工们拿着锄头和扁担冲下山，抢官府，砸衙门，开粮仓。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躲进深山。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出来。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叶宗留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正统十四年，福建佃农邓茂七率众起义。
邓茂七是福建沙县的一个佃农头目，手下有几十号佃农。
佃农们在官田的地里刨食，被地租压得喘不过气来，早就想反了。
但光有佃农没有用，佃农们只有镰刀和扁担，打不了仗，成不了气候。
可如果有人给他们提供银子、提供武器、提供粮食、提供情报呢？
于是邓茂七的起义，也很快从几十人发展到几百人，然后又从几百人发展到成千上万人。
朝廷派兵来剿，他们就利用福建的山地地形和朝廷的兵周旋。
朝廷的兵来了，他们跑了；朝廷的兵走了，他们又回来了。
打了两年多，朝廷的兵疲了，朝廷的将累了，朝廷的银子花光了，邓茂七的队伍却越来越大。
可以说，两场起义几乎是同时爆发，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席卷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数省，涉及数万矿工和农民。
最后朝廷被迫调动中央大军镇压，耗费了无数银子和兵力，历时近五年，才将这两场起义镇压下去。
这两场起义的直接后果是——下西洋计划被彻底搁置，最终完全放弃。
朝廷再也没有提过下西洋的事，不是不想提，是不敢提。
因为一提下西洋，就有人提起叶宗留，就有人提起邓茂七，就有人提起那五年流了多少钱、死了多少人、打了多少仗。
皇帝怕了，朝廷怕了，再也没有人敢说“下西洋”三个字。
而这两场起义背后，是谁在提供银子？是谁在提供物资？是谁在提供情报？是谁在朝廷的大军到来之前，提前通知起义军转移？
在座的人心里都有数。
不是一家，是很多家。
不是一个人，是很多人。
他们出钱，出物，出人，出情报，甚至出谋划策。
他们躲在幕后，看着叶宗留和邓茂七在前面冲锋陷阵，看着朝廷焦头烂额，看着下西洋的计划一步步被搁置、被拖延、最终被放弃。
没有人追查过他们，因为没有人敢追查。
朝廷不是不知道，是不想知道。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
把这些家族全部抓起来？
那沿海的海防谁来守？
那每年的赋税谁来交？
那朝廷在东南的半壁江山谁来管？
朝廷需要他们，离不开他们，不敢动他们。
英宗旧事——这四个字，就是他们的底牌，是他们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最后的手段。
不是轻易能打的牌。
因为打了这张牌，就意味着彻底撕破脸，意味着再没有回旋的余地，意味着朝廷和他们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上一次打这张牌的时候，死了几万人，打了五年仗，朝廷元气大伤，沿海民不聊生。
那笔账，到现在还没算清。
如果再打一次呢？会死多少人？会打多久？会变成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但所有人都知道——那将是他们和朝廷之间最后的、最狠的、最不留情面的一战。
亭子里安静了很久。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动，甚至连呼吸都刻意放轻了。
七个人坐在那里，七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他们能赢吗？
朝廷会不会像上次一样妥协？皇帝会不会像英宗皇帝一样放弃？他们会不会像他们的父辈、祖辈一样，笑到最后？
没有人知道答案，但所有人都在心里默默地计算着。
他们有银子，有粮草，有船队，有水手，有倭寇这张牌。他们有人脉，有关系，有门生故旧遍布朝野。他们还有——经验。
上一次他们赢了，这一次，他们也许也能赢。
但新帝整顿军备，训练大军，其他都督府不说，单是东海都督府就将有六万将士。
这六万将士，不是备倭都司的几千残兵败将，是实打实的、吃足额粮饷的、有监使看着的、每天都操练的、随时可以打仗的精兵。
而他们的底牌，是一把用了几十年的老刀，刀口已经卷了，刀身已经锈了，刀柄已经松了。皇帝的刀，是新的，是快的，是锋利的。
他们能赢吗？
沉默了许久，胡世安伸出手，将炉子上的火熄了。
然后，他缓缓地点了点头道：“孙兄所言，甚合我意。”
他将自己面前那杯已经凉透了的茶端起来，高高举起，对着在场每一个人。
“先礼后兵，若能拉拢，便是最好。若不能拉拢，弹劾便是。若弹劾无效——”
他没有把话说完，但他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停留了一瞬。
那种沉甸甸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东西，从他的眼睛里传到了每一个人的眼睛里。
那不是恐惧，不是愤怒，不是焦虑，而是一种——决绝。
是那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那就往前走，走到哪里算哪里”的、破釜沉舟的决绝。
“那就怪不得我们了。”
胡世安不知道这样做是对，还是错。
但他知道一件事——他不能退。
因为他是胡氏的家主，是仁和胡氏的掌舵人，是这七大家族中最核心的那个节点。
他的身后，是仁和胡氏几百年的基业，是几代人的心血和汗水，是几百口人的性命和前途。他不能退，不敢退，也不会退。
退了，胡氏就散了。散了，就再也聚不起来了。聚不起来了，就会被别人吃掉。被别人吃掉，几百年的基业就没了。几代人的心血就白费了。几百口人的性命就没了保障。
所以他不能退，哪怕前面是悬崖，他也要走过去。
哪怕前面是火海，他也要趟过去。哪怕前面是万丈深渊，他也要跳下去。
因为他是胡氏的家主，因为这是他的责任，这是他的宿命，这是他活着的原因和意义。
随后孙铨端起了自己的茶杯，紧接着姚銮、毛迁、王亭、陈柏、钱珩，一个一个地端起了自己的茶杯。
然后，七个人同时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皆是同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而后，胡世安放下茶杯，站起身来，整了整衣冠，将袖口上的褶皱抚平。
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在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他先将左边袖口的褶皱抚平，再将右边袖口的褶皱抚平，然后检查了一下衣领，确认没有歪斜，又拉了拉腰间的丝绦，让玉佩端端正正地挂在腰间。
最后，他的声音恢复了平日里那种沉稳的、从容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平静，“天色不早了，诸位该回去了。再晚，城门口就要排队了。”
孙铨站起身来，朝胡世安拱了拱手。
姚銮、毛迁、王亭、陈柏、钱珩，也是一个一个地起身，一个一个地告辞。
胡世安也是放下竹帘，转过身，最后一个走出了凉亭。
他的步伐很稳，和来时一模一样。
靴子踩在青石堤道上，发出沉稳的、有节奏的声响，一下一下，不急不缓。
他知道，从今天起，他和他的家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