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9章 代宗时的对外关系 (第2/2页)
断然拒绝吐蕃结盟邀约，始终维持与唐朝的盟友关系，让大唐北方边境免于战火、保持安宁，使朝廷能够集中兵力应对西部吐蕃之患，是代宗朝前期重要的外交助力。
但回纥的骄横跋扈、恃功凌唐，很快便彻底掩盖了盟约的温情，两国矛盾不断激化，多次爆发激烈冲突，甚至出现侮辱皇室、屠戮官民、劫掠都城的恶劣事件。
当初天下诸军集结陕州、准备合力剿灭史朝义残余势力时，尚未即位的雍王李适（日后的唐德宗）以大唐皇子、全军核心的身份，带领药子昂、李进、韦少华、魏琚等核心幕僚，前往陕州北境拜见回纥可汗，以示亲善、协调战事。彼时回纥自恃功高、倨傲无礼，强行要求雍王李适对可汗行跪拜大礼。
李适坚守大唐皇子尊严与王朝体面，断然拒绝这一屈辱要求。此举激怒了登里可汗，可汗当场迁怒于随行幕僚，下令严刑鞭打药子昂、李进、韦少华、魏琚四人。四人皆身受重伤，其中韦少华、魏琚伤势过重、不治身亡，大唐皇室尊严与朝廷体面在异族面前扫地殆尽。
战乱平定之后，回纥兵马滞留中原，更是肆意妄为、无人能制。大军进入洛阳城后，公然纵兵劫掠市井百姓、抢夺财物粮货、屠戮无辜民众，为宣泄贪欲肆意纵火，焚毁洛阳著名的圣善寺、白马寺两大古刹，千年古刹化为焦土，城内百姓死伤逾万，洛阳城惨遭空前浩劫。
不仅如此，回纥兵众愈发肆无忌惮，当众辱骂大唐地方官吏、肆意挑衅官府权威，甚至在深夜持械强攻，砍破皇城含光门，擅自闯入朝廷接待外使的鸿胪寺，形同兵临宫禁、肆意挑衅皇权，嚣张气焰无人能挡。
代宗中期，唐回关系进一步恶化，朝廷的怀柔安抚、和亲示好，全然换不来回纥的敬畏收敛。大历三年（768年），曾和亲回纥、维系两国关系的仆固怀恩之女光亲可敦病逝。为维系脆弱的唐回盟约、安抚回纥可汗，李豫特意派遣右散骑常侍萧昕持节奔赴回纥汗庭，隆重祭吊可敦、表达哀悼。
为继续巩固和亲纽带，次年朝廷再度遴选宗室，册封仆固怀恩幼女为崇徽公主，远嫁回纥可汗为继室可敦。朝廷任命兵部侍郎李涵持节远赴塞外主持册封大典，并赠予回纥彩绸两万匹，以示厚待。
彼时唐朝历经多年战乱，国库帑藏空虚、府库枯竭，国力极度孱弱，连运送和亲赏赐物资的车马都无力筹备，最终只能强行征用朝中公卿大臣的私人骡马、骆驼，才勉强将赏赐物资运往塞外。临行之日，当朝宰相亲自前往中渭桥，为册封使团饯行，朝廷极尽谦卑退让，只为维系边境安宁。
可朝廷的百般退让、隐忍怀柔，终究没能感化回纥。滞留长安城内的回纥留守兵众，依旧横行霸道、作恶市井，肆意掳掠长安百姓子女，光天化日之下纵马冲撞皇城含光门，挑衅朝廷底线。皇城被迫紧急关闭戒严，全城人心惶惶。面对回纥的僭越暴行，李豫不愿激化矛盾、重启边患，仅派遣宦官刘清潭前往劝解约束，不敢加以惩戒。
此后回纥愈发有恃无恐，公然在长安街市强抢商户货物、掠夺百姓钱财，甚至当众抢夺长安县令邵说的坐骑，欺凌朝廷命官。负责治安的官府衙门畏惧回纥势力、忌惮引发争端，尽数隐忍退让、不敢依法追责严惩，律法威严彻底形同虚设。
自唐肃宗时期开始，回纥便倚仗平叛功劳，对唐朝进行经济盘剥，形成苛刻的马匹贸易陋习。回纥每次向唐朝进贡马匹，无论优劣，每匹马强行索要四十匹缣的高价。且年年输送数万匹老弱驽马、劣质战马强行售卖，以次充好、勒索财帛。回纥往来两国的使者常年滞留长安，尽数居住在鸿胪寺，耗费朝廷供给、肆意奢靡享乐，成为大唐沉重的财政负担。
李豫即位后，意图以极致厚赐、优待怀柔感化回纥、使其心生愧疚、收敛行径，故而对回纥诸多无理要求一再迁就。可回纥贪得无厌、毫不知足，大历年间再度一次性运来一万匹劣质马匹，强行要求朝廷全数收购。国力凋敝的唐朝根本无力承担巨额开支，即便如此，李豫依旧选择退让妥协，最终咬牙收购六千匹，满足其大半贪欲。
朝廷的一再姑息，换来的是回纥愈发嚣张的暴行。大历十年（775年），回纥人员在长安城内当街行凶、肆意杀人，犯下命案。京兆尹黎干依法将杀人凶手擒获归案，准备依法惩处。可李豫为避免激化矛盾、维系表面和平，竟直接下诏赦免凶手，纵容异族凶徒逍遥法外。
姑息之举彻底纵容了回纥的嚣张气焰，不久后，回纥人又在长安东市当众杀人，市井百姓忍无可忍，自发将凶手捆绑押送万年县监狱。回纥首领得知后，公然无视大唐律法，率众持械劫狱，砍伤值守狱吏、强行夺走凶犯，光天化日之下挑衅国法、践踏皇权，长安官民深受其害、怨声载道，却无可奈何。
矛盾最终升级为边境战争。大历十三年（778年），回纥彻底撕破盟约、大举入侵，兵马突袭唐朝振武军防区，攻破东陉关隘，深入河东腹地，进犯太原。河东节度使鲍防率军抵御，却被回纥大军大败于阳曲，河东边防全线告急。危急时刻，代州都督张光晟率军驰援，在羊虎谷设伏迎敌、大破回纥入侵主力，方才逼退敌军、收复失地，化解河东危局。
纵观唐代宗一朝，回纥自恃有功、骄横跋扈、贪婪无度，在朝堂肆意挑衅、在京师横行作恶、在边境兴兵犯境，唐回两国的盟友关系持续破裂、矛盾层层叠加、局势持续恶化，这种屈辱被动的外交困境，直至唐德宗即位、改革对外政策后，才得以逐步扭转改善。
相较于吐蕃的持续侵压、回纥的骄横跋扈，西南边陲的南诏政权在代宗一朝始终保持相对平稳的态势，未对唐朝构成实质性威胁。
此时南诏立国不久，国力日渐强盛，此前曾趁机侵占唐朝西南部分边境疆土，扩张本土版图。但在完成初期疆域扩张后，南诏迅速调整战略重心，不再北上侵扰唐朝边境，转而集中精力经营大西南本土，整合境内部族、完善统治体系、发展本土国力。因此在李豫在位期间，南诏与唐朝维持着相对平和的边境态势，西南南线无战事，为唐朝集中兵力应对吐蕃、回纥之患，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
而在遥远的西域外交层面，唐代宗时期的大唐依旧维持着与大食（阿拉伯帝国） 的官方外交往来，延续了盛唐以来的中西交流格局。
据《唐会要》明确记载，早在李豫以天下兵马元帅身份统领大军、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唐朝便曾借用大食兵力协同平叛，借助域外军力剿灭了中原叛军，可见两国早有军事合作与外交往来。
即便历经安史战乱、国力大衰、西域通道受阻，代宗一朝依旧保有官方外交记录，大食政权多次派遣使节远赴长安入朝朝贡、互通邦交，是中晚唐时期为数不多、始终与唐朝维持友好外交往来的域外大国，为残破的大唐保留了一丝中西交流的余绪。
总体而言，唐代宗李豫在位时期，是唐朝对外战略的重大转折时期：盛唐四方来朝、威慑异域的强势外交格局彻底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北困回纥、西抗吐蕃、南安南诏、远联大食的被动守势格局。大唐从对外扩张的巅峰，彻底转入被动防御、隐忍维稳的边疆时代，奠定了整个中晚唐边疆疲弱、外患不断的历史基调。